析韩国农民如何成长为“新型农民”

时间:2009-06-02 22:30来源:《中国集体经济》2008年第8期 作者:立和 毛铁庄 点击:
  

       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大历史任务。这个任务给我国当代的教育者提出了如何培养造就新型农民的重要课题。在这个意义非凡、宏伟浩大的建设项目启动之际,是否有他山之玉或前车之鉴可供我们借鉴参考,以缩短我们建设的时间,节约建设的成本。韩国新村运动的显著效果使我们毫不犹豫地将其纳为中国新农村建设的首选学习对象。

  一、高效率的韩国新村运动

  20世纪60年代,韩国仍然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农村人口约占总数的60%,国民生产总值的40%左右依赖于农业。“住草房、点油灯、吃两餐”是当时韩国农民生活的真实写照。在全国农村人口中,经营不足1公顷耕地的农户占67%,他们的年平均收入还不到城市居民的50%。农村劳动力老龄化、弱质化,农业后继无人,加上农业机械化发展滞后,导致部分农村地区的农业濒临崩溃。1971年初朴正熙领导的韩国政府实施了一个实验性项目叫做“新村运动”。韩国民政部把它分为3个阶段:改善乡村居民的生活环境条件(1970-1973年);发展生产和增加收入(1974-1976年);精神启蒙(1977-1979年)。政府的项目总投入为850万美元,社会产出却达到2500万美元。说到韩国新村运动的成效,让我们先看一组数据:

  1970年韩国农业人口劳动力所占的比例约为50.4%,1980年大比例下降到37.0%,1990年又进一步下降到18%;1962年,全国250万农户中80%住茅草房,只有20%的农户通电;1977年,全国所有的农民都住进了换成瓦片或铁片房顶的房屋;1978年,全国98%的农户都装上了电灯;1970年,农民人均收入137美元。1978年,农民人均收入达到了649美元;1975年,人均煤炭消费量为476.02公斤,1989年达到1208.13公斤,增长了1.54倍;1993年,每100户农民所拥有彩电率达到123.6%,电冰箱105%,燃气灶100.4%,电话99.9%,汽车20.9%,计算机6.7%。

  这场实施了差不多10年之久的新村运动,旨在引导农民参与农村的基础设施建设,主要成果包括农村道路建设、农民住房改造、自来水设施建设农村电气化、农作物高产新品种的普及、乡村礼堂建设以及大规模培训乡村领导人。它的最大特征,就是始终以农民为主体、以农民脱贫致富为内在动力,是以农民的亲身实践、政府扶持为主要形式的社会实践,是广大人民群众和学者、公务员通过亲身实践逐渐总结出来的。在这个过程中,韩国农民的物质生活丰裕富足了,精神面貌焕然一新了,他们已经自发自觉地告别了旧式的农民,呈现出一种前所未有的、崭新的姿态。这种“新”不是口号喊出来的,不是文字捧出来的,是实实在在干出来的,是点点滴滴渗入人心的,是日日夜夜积累起来的。

  二、韩国农民培养剖析

  在我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进程中,我们把提高农民素质、培养新型农民的目标确定为“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那么,韩国新型农民是否也具备这3方面的素质,他们是如何造就的?

  (一)“有文化”

  韩国社会认为,无论是开展“新村运动”,还是发展农村经济,首要是教育农民的问题,即加强农民的启蒙教育与文化技术教育。

  韩国农民教育模式主要有两种:

  第一,学历教育模式:扫盲过关的农民→公民初级技术学校或公民高级技术学校。

  第二,职业教育模式:扫盲过关的农民→公民初级学校→公民高中(农业高中)→高考→高等教育。

  1945年,朝鲜半岛大约78%的人是文盲,1953年起,韩国实施了5次“扫盲教育计划”,1958年,12岁以上人口中文盲率只占4.1%。韩国在普及小学、初中义务教育时都首先从农村、渔村、山林开始实施免费的义务教育。只有农村教育水平提高了,才不至于拖国家现代化的后腿。

  新村运动第一阶段结束和第二阶段开始的1974年政府在文化教育上的投入就达到3036百万韩元,村民自身投入198百万韩元。各市郡农业指导所均建有培训楼,农户可免费接受各种培训。对于农村建设来说,村庄领导人的奉献、廉洁、为民的思想道德和务实的工作作风非常重要,直接影响了村级项目的成功开展。新村运动从中央到地方都建立了相应的教育和培训机构。教育与培训内容包括地区开发、意识改革、领导培养、提高市民素质、技术推广等。如果没有对村庄领导人进行集中培训,新村运动就不可能胜利完成。政府在水原建立专门的新村领导人研修院,对新村运动的村庄指导员进行培训。20世纪70年代,绝大多数韩国社会各界负责人都参加了与村庄领导人一起的培训。从国会议员、部长、教授、法官到新闻记者、企业家等。各类高级官员及社会精英与新村运动领导人一起参加培训的人数达到10500人。培训期间从早晨6点到晚上11点都安排活动,他们穿着同样的衣服,吃着同样的食物,住在同一个宿舍。研修班上制定出各村建设规划,交郡核准后实施。他们和村庄领导人之间的交流隔阂主要源于缺乏对农业和农村问题的了解,通过培训解决了这一问题。

  韩国政府对农民的文化教育,不仅仅停留在知识层面的传授,更多的是新村运动精神的倡导和宣扬。李水山教授曾在他的文章中提到,“我多次访问韩国新村运动中央协议会、新村运动中央研修院、大学教授新村运动研究会和模范新村,听到最多的并不是工程项目、投入规模、领导干部和科技人员下乡规模、培训人数,而是‘我们能做’、‘干,就能成功’、‘我们要勤劳致富’。这样的精神才是新村运动的精髓。”30多年来,新村运动一直强调“勤勉、自助、合作”精神。这种精神后来扩展到城市,社会影响面和感染力进一步扩大和加强,成为一种广泛的社会互助运动。例如,“和谐与爱护邻里运动”、“帮助恢复经济运动”、“全国公园化运动”、“守纪律运动”、“爱护环境运动”等各种活动。

  这是一场把自己当作生活主人来进行思考和行动的运动,是一场精神革新的运动。新村运动树立的“勤劳、自助、合作”精神转化成农民良好的生活伦理精神。这种良好的国民精神,弥补了当时韩国科学技术水平低的不足,提高了韩国整体的人力资本的质量,为韩国经济持续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这是无法用金钱计算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二)“懂技术”

  韩国国土面积只有22%可以耕种,每户农家平均耕地不足1公顷,以前每年都有不同程度的饥荒。于是,从1974年到1976年,韩国政府的主要任务是增加农民收入,它推出了增加农、渔民收入计划,支持农村调整农业结构,推广良种和先进技术。结构的调整和技术的推广都离不开专业农技人员的指导。农业专门大学、农协专门大学、农科大学,旨在培养农业技术员、农业经营骨干技术员、专业农民。农村振兴厅负责组织农民训练课程、生活改善课程、开发指导课程、指导农民如何作物栽培、农业机械化课程、农机具使用维护技术培训及农场实习。民间团体开展的农业技术实践、信息交流、开展特色农业、农场经营、农产品流通市场观摩等。这3层农民教育体系培养、储备了大批的优秀农业人才,并大幅度提升了农民的农业技术,为新村运动增加农民收入做出了直接的贡献。

  1972年起,韩国推广由日本稻和印度稻杂交培育成的新稻种,取名为“统一稻”。10-30户农民,在掌握先进耕种技术的班组长的带领下,共同选种、育苗、插秧、施肥、灌水,直到收获。这种共同协作的“集团栽培”到1977年,水稻的每公顷单产从3.5吨增加到4.9吨,解决了“饿肚子”的问题。截至1980年,韩国农村每公顷产水稻6.1吨,位居世界第一。推广“统一稻”的成功也被称为“绿色革命”。此外,韩国政府还对农渔民进行温室栽培、养蜂、种植蘑菇、果树、烟叶、近海养殖、饲养菜牛等事业上,使农民所掌握的农业技术更加全面。

  在实施新村运动中,一些村民学会了木工、土木建筑等技能甚至还包括指挥协调的能力。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参加过新村项目建设的村民后来离开了他们的村庄,到大城市里找到了更好的工作。因此,农村劳动力人口也从1970年的1440万减少到1990年的670万,20年里整整减少了一半。可以说,新村运动的实施大大提高了外迁农村劳动人口的素质。

  韩国农业经济通过调整结构和推广技术,成功地从自给自足转变为商品经济。同时还节省了农村劳动力并增产粮食,促进了农业机械化。

  (三)“会经营

  韩国政府在克服新村项目规模过小、加强区域合作、密切城乡工农关系等方面做出过一些尝试,同时鼓励特色种植和养殖并兴建农业和制造业相结合的工业园区,引导农民通过农产品的加工增值增加收入。1977年韩国政府推出了“建设新村运动增加收入综合开发事业”规划。1978年韩国农村企业达到384个,1980年增加到790个。

  农民在新村运动中还学会了理财,开始有了储蓄的习惯,1978年增长到24.5万韩元。随着农民储蓄额的不断增加,由农协提供的农业生产资金也不断增多。20世纪60年代中期,由农协提供的生产资金中,70%来自政府的财政资金或金融资金,而到70年代中期,这一比重下降到25%。

  韩国农民还很有远见性,在建房时不以牺牲环境为代价,不互相攀比,尽量跟山林和草木的自然风貌和谐统一,村屋与自然风光融为一体。近几年韩国农村民俗旅游非常红火,这与先前的环保建设是分不开的。

  现在,韩国的每个城市和一个村子结成对子,这个城市的居民想去农村体验生活,就要到和它结对的村里去。来体验的城里人住在所联系农户家中,花高价向农民买种子,并学习如何种菜,有了收成,再按株数支付村民体验费。据说,一株辣椒的“体验费”约合人民币50元。甚至有些农户还把自家田地提供给学校做试验教学基地来创收。

  此外,韩国农民还通过互联网对外出售自家农产品作为副业。当然这离不开韩国政府从2001年开始推广的“信息化村”,截至2005年5月,参与农户已达79300家。无怪乎,韩国农村信息化程度如此之高。

  综上所述,新村运动后韩国农民的确可称得上是“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这正是我们目前想要培养的新型农民的模版,而这个目标的实现离不开政府的支持和科学的教育规划。由于政府的支持,韩国农民得到了免费的水泥和物质;由于政府的倡导,韩国农民精神文化发生了质的飞跃。为了发展农村教育,韩国在不同时期,从不同角度制定了相关教育法制,以保障农村教育的顺利进行,依法治教已成为韩国国民的主导意识。这无疑为我们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开展农村职业教育指明了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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